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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取贷款无罪辩护辩护词(节选一)青海省首例骗取贷款无罪案件

庄园金融律师 |

笔者按:

2019年6月,本人老师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主任韩冰律师,承办了号称“青海省2019年01号专案”的刘某涉嫌开设赌场案。后该案由单罪增加了两项金融犯罪,本人因此加入辩护团队,担任刘某第二辩护人。幸运的是,经过近两年努力,案件经过发回重审,两项金融犯罪指控接连获无罪判决。另外,根据我们对青海省骗取贷款案例检索结果,该案也是青海省首例骗取贷款无罪案件(可能有误差,也请不吝给出答案)。

下文就将本案涉及骗取贷款罪的无罪判决理由和团队所书辩护词节选附上。

一、无罪判决理由

一、中国银行青海省分行没有遭受实际损失

现有证据证实,2019年6月立案前,中国银行青海分行没有遭受损失。案发前,被告人一直按时还款,没有逾期,违约现象。被告人在中国银行青海分行的两笔商业用房按揭贷款中,分别以两商业房产抵押,并且在不动产管理中心分别办理了抵押登记。
二、被告人欺骗手段性质分析

被告人作为贷款所提交的首付款凭证,虽然通过制造银行流水空转形成,但系基于买受人(被告人)与出卖人(两家房地产公司)双方合意的基础上,银行流水空转的风险由出卖人自担,据此认定首付款凭证、不动产买卖合同为虚假,于法无据。被告人在两次贷款中,虽然提交了部分虚假材料,但在案证据显示,系银行工作人员提出并要求提供,以佐证其还款能力,银行工作人员对此明知,并未产生错误认识。中国银行青海分行被被告人发放的个人商业用房按揭贷款,并非基于虚假材料,而是基于被告人以其所购商业用房做抵押,其经该行评估抵押物价值超过发放贷款金额。故,不能认定被告人在贷款过程中的欺骗手段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三、仅有贷款数额巨大,而无其他严重情节的不宜认定为骗取贷款罪

依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并未将数额巨大列入对骗取贷款罪的罪状表述中。同为破坏金额管理秩序犯罪的违法发放贷款罪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则化悲愤“数额巨大”写入法条中。通过法条对比,结合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得出,在骗取贷款罪中,仅仅贷款数额巨大不能等同于“其他严重情节”。

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骗取贷款罪的证据既无证实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也无法证实存在其他严重情节。故,该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不应认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予以采纳。

二、辩护词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下文称《修十一》)已由中华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会议于2020年12月26日通过并公布,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其中,《修十一》第十一条对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骗取贷款罪的罪状进行修改,《修十一》删除了本罪起刑档中“有其他严重情节”这一犯罪后果的规定,调整了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门槛;骗取贷款罪在起刑档中成为了单纯的结果犯罪,且必须造成重大损失,只在升格刑档内才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根据《修十一》的修改,骗取贷款罪已经成为结果犯,以往秩序犯的观点已经不能成立,即使适用“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也应以构成骗取贷款罪基本犯,即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为前提。

(一)《修十一》明确了骗取贷款罪系无争议的结果犯,以造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为前提

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定的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在《修十一》颁布前,对于骗取贷款罪究竟是结果犯还是危险犯或许尚存争议,但《修十一》在骗取贷款罪的基本犯条文中删除了“有其他严重情节”,只保留了“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这一修改意味着骗取贷款罪成为了毫无争议的结果犯,明确了只有在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前提下才能构成骗取贷款罪,即入罪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二)骗取贷款罪系秩序犯的观点已无法律依据支持

有观点认为,骗取贷款罪是秩序犯,即只要“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贷款,其行为危害金融安全,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就构成骗取贷款罪。实际上所谓秩序犯,是认为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金融安全风险而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危险犯;或者是认为只要实施了欺骗行为,就构成骗取贷款罪的行为犯。简言之,秩序犯是危险犯或行为犯,但不是结果犯。《修十一》颁布后,骗取贷款罪系秩序犯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1)是否是秩序犯要以构成要件为准

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整章的所有罪名都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否构成第三章下的某一犯罪,仍要根据该罪罪状中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如销售伪劣产品罪需满足法定的销售金额才能构成犯罪,并非只要有销售伪劣产品产品行为即构成犯罪的秩序犯。故骗取贷款罪是否是所谓秩序犯,仍要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以罪状中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满足为准。

(2)《修十一》颁布之后骗取贷款只能为结果犯

《修十一》之前在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秩序犯的观点也许能以骗贷的行为“有其他严重情节”来认定行为人构成骗取贷款罪。但在《修十一》颁布后,只有在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前提下才能构成骗取贷款罪,骗取贷款罪成了无争议的结果犯。意味着骗取贷款罪是秩序犯的观点已经没有法律依据;若仍持秩序犯的观点,将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骗贷行为认定为骗取贷款罪,则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三)加重犯的成立应以构成基本犯为前提,未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不能以“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认定骗取贷款罪

(1)基本犯与加重犯

基本犯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不具有法定加重或减轻情节的犯罪。加重犯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以基本犯为基准规定了加重情节与较重法定刑的犯罪,其中又可以分为结果加重犯与其他情节加重犯。

《修十一》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中,“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是骗取贷款罪的基本犯,而“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是骗取贷款罪的加重犯。

(2)加重犯法定刑的适用以构成基本犯为前提

例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适用该法定刑幅度的条件,就是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基本犯。若行为人的驾驶行为仅造成一人重伤,对事故的发生不负全部或主要责任,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也就不能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

在《修十一》之后,“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成为骗取贷款罪基本犯客观方面构成要件中的唯一危害结果,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则不能构成骗取贷款罪。适用骗取贷款罪第二档法定刑幅度的情形中,“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当然涵盖了“造成重大损失”;而以“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认定骗取贷款罪的加重犯,首先要构成基本犯,即骗取贷款的行为需“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无损失,则不构成骗取贷款罪,更不可能适用骗取贷款罪第二档法定刑幅度定罪处罚。

(四)人民法院并无认定“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5月7日《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称《立案追诉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四类骗取贷款的情形应立案追诉:“(一)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100 万元以上的;(二)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 万元以上的;(三)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四)其他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必须指出,《立案追诉标准》本就不是人民法院的裁判依据,以追诉标准作为定罪标准显然是错误的。在《修十一》公布后,刑法已经发生变化;刑法是全国人大发布的法律,《修十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修改,效力显然高于《立案追诉标准》。在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立案追诉标准》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已经与刑法发生冲突,应以作为上位法的刑法规定为准。因此,人民法院若仍以《立案追诉标准》作为依据或参照,显然是对新刑法的违背。

入罪以骗取贷款行为给银行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为基准,有利于从实质危险的角度去分析欺骗行为是否产生了法益风险,从而合理规范骗取贷款罪的处罚范围;而升格法定刑基于行为已然造成重大损失,再考虑是否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也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评价犯罪行为,合理配置法定刑。

因此,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融资的过程中即便存在一些违规行为,但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该条款的修改是典型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举措,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实际问题而在刑法上作出相应调整,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避免不必要的刑罚扩张。

(五)被告人的行为未危害金融安全,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

《修十一》虽然在3月1日起才实施,目前案件审理当然还要依照现行刑法的规定。但针对案件的事实,结合《修十一》的立法,我们可以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危害金融安全、是否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角度,说明不构成犯罪的理由。

骗取贷款罪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下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骗取贷款罪侵害的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但是对于什么是金融管理秩序,实质的内涵是什么,法律并没有规定。所以也就造成了在实践中认为只要提供了虚假材料,就是对金融秩序的侵害,就具有刑法的当罚性。那么,辩护人从骗取贷款罪侵害法益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历次修订,对此问题进行论证。

刑法修正案(六)增设骗取贷款罪之前,为了保障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我国刑法已经设立贷款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高利转贷罪等罪名,分别从不同角度惩治借款方的诈骗、贷款发放方的违法操作以及借贷方改变贷款用途套利行为。

但在实践中,对于一些单位和个人以欺骗手段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而又没有高利转贷的行为,由于难以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无法以贷款诈骗罪等罪定罪处罚。根据《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的规定,这类案件也只能作为贷款纠纷处理。从社会效果考查,虽然这类案件有的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带来了较大损失,但由于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等犯罪,客观上造成了此类案件的高发趋势,也给金融机构的信用资金安全造成隐患,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有鉴于此,在刑法修正案(六)立法机关增设骗取贷款罪,在犯罪构成上不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只要行为人以欺骗手段骗取了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便构成犯罪。从最初立法背景可以看出,骗取贷款罪设立的初衷在于处罚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骗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以遏制金融资产因这类行为而深陷的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经过《修十一》再次修改,具有十分明显的针对性与功能性。骗取贷款罪的增设和修订,正是为了弥补之前刑事立法背景下的处罚漏洞,通过对骗用贷款行为的处罚来确保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因此,从立法原意以及历史解释的角度出发,骗取贷款罪的保护法益应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由于该罪在刑法典体系上被置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中,对其保护法益更加精确的阐述应是:以信贷资金安全为内容的贷款秩序。

本案案发前,被告人始终按期、足额偿还两笔贷款,没有逾期,且按揭贷款的抵押物真实;银行没有潜在的风险也没有现实风险,更没有任何损失。案发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银行账户被冻结,导致其无法按时还款。在两起骗取贷款中,被告人以所购的商业用房作为抵押,办理按揭贷款,抵押物价值远超贷款金额。中国银行青海分行在出具的《关于被告人申请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的调查报告》中,也认为两次贷款的抵押房产“抵押率为100%”,“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符合我行商业用房贷款准入条件”。由此可见,在被告人以所购房产作为抵押,并且其自身资金实力足够按期还款,具备偿还能力,银行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

因此,从骗取贷款罪法益保护角度,结合刑法修正案(六)及《修十一》,被告人行为未危害金融安全,未给金融秩序造成实际危害。

综上所述,《修十一》对于骗取贷款罪的修改,具有“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意义,契合习总书记在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指示:“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被告人案中,银行并无损失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修十一》尚未正式实施,但根据《修十一》的修改和保护民营企业家的精神,应认定被告人不构成骗取贷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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